初識貽峰是在1994年春天，那時候我正讀高三，雖面臨高考，卻也正是為在報刊上發(fā)表一篇“豆腐塊”而欣喜若狂的時候。
那所高中位于一個小鎮(zhèn)上，課余時間我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小鎮(zhèn)書店。記得那是一個下午，走進書店時，發(fā)現書店女老板正和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在談著什么。當時我將心思放在了書店新進的一批書上，全然沒注意這些。當我拿起一本《跨世紀彩虹》翻看時，男子走了過來：“同志，這上面有一首我寫的詩！”我看看對方，四方臉，中等個子，戴著一副近視鏡，一臉淳厚與真誠。“您貴姓？”“我叫李貽峰，望樹鎮(zhèn)儲蓄所工作。”簡單的自我介紹之后，我們將話題轉移到了其它乃至文學上，原來，二十九歲的貽峰同樣是個“文學癡”，家里有老婆孩子和不少的地，干好本職工作之外不可避免地扎到地里面朝黃土背朝天拋灑汗水。但他喜歡詩，一有空就鉆入詩的海洋，頑強地在稿紙上進行雕刻，并且參加了天津文學院舉辦的詩歌函授班�！犊缡兰o彩虹》收錄了他的詩歌《野菜》。翻開讀讀，覺得很有詩味。他說花了四十元的入選費，編輯部卻沒有給稿酬，只寄了五本書來，因此他就拿到書店里來了，每本定價八元，賣賣看。最后我掏出八元錢拿了一本，他說只要五元即可。把書揣在兜里，我有一種沉甸甸的感覺。“你寫小說我寫詩，同是江湖人，希望我們常聯(lián)系。”臨別時貽峰握著我的手說。
于是，我們的交往開始了。
1994年夏天，我考入了一所省內極為普通的高校，再加上身體狀況欠佳休了一年學，以后直至大學期間，由于環(huán)境影響，文學退到了生活的遠景上。我與貽峰斷了聯(lián)系。
1998年10月份，大學畢業(yè)的我進了一家行政單位專門搞資料，忙得不可開交。
今年1月份，由文化局牽頭組織，鹽山縣青年文學筆會成立。我那埋藏心中已久的文學夢被喚醒了。在成立大會上，40多名文學愛好者聚集一堂，氣氛莊重而又熱烈。又是我與貽峰又見面了。當我們說起10多年前的相識時，他笑了，笑聲中帶著一絲苦澀。我也笑了，這才得知他還在原單位工作。“希望我們常聯(lián)系！”成立大會結束時貽峰握著我的手說。
忙里偷閑，和一個文朋詩友去貽峰所在的單位時，他正忙著工作。我們在他的宿舍等了半個小時，他才得以抽身。“唉，工作太忙，星期天都不歇。”他淡淡地說，并沒有我們所想象中的熱情。
在一個小酒店中，我們三個幾杯啤酒下肚，話就多了起來。貽峰說他幾年來一直參加著天津文學院舉辦的詩歌函授班，自覺受益非淺，但發(fā)表的數量不多。從走上詩歌創(chuàng)作道路十余年來，總共才發(fā)表了30多首，而且大部分還是在文學院主辦的內刊《新作家》上。在《新作家》舉辦的一次詩歌大獎賽中，自己的一首詩得了一等獎，獎品是一套《蔣子龍全集》。為此，人們冷嘲熱諷，親人們也不理解。同事們勸他不要搞了，說寫詩是個受累不討好的事，有能耐還是寫電視劇。年邁的老父親勸他不要搞了，因為寫詩的時間可以用來種地。妻子勸他不要搞了，因為寫詩的時間可以用來做家務。“我知道，老父親實際上已經不能幫著種地了，可是我上班，沒有辦法，愛人也很苦，忙了地里又忙家里，還得帶孩子！”貽峰聲音有點顫抖。
我給他倒了一杯酒。貽峰說他想自費出一本詩集，詩集的名字是《寂寞孤燈》，需要七千元左右，現在正籌集，到時候可能請我們幫一下銷售。“其實如果不是給貸款人——我的一個朋友作擔保，我還是有一點錢的，貸款人跑了，我一下子負債九千多，好在現在還清了。”貽峰補充說。告辭時，貽峰說：“對不起，下午我得請假回去忙地里的活兒，晚上還得修改自己寫的幾首詩歌。”
跨上摩托馳了二百米，回頭看看，貽峰還站在街頭目送著我們，身影在陽光下顯得那樣倔強。
四周，各種嘈雜的聲音進入了我的耳朵。我一下子想起了貽峰的詩集——
寂寞孤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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