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思想是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得以創(chuàng)新形成的。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亦然如此。馬克思關于市民社會理論有很獨到的界定，但是此思想的的淵源絕不止步與馬克思這個時代。厘清事物來源有利于人們對其發(fā)展軌跡的規(guī)律性探究。正如哈貝馬斯所言“市民社會的定義在書本中尋找是徒勞的”，市民社會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希臘文的“公民”或者“公民權”這些詞，所以其最早的思想萌芽就出現(xiàn)于古希臘和古羅馬，并且在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那里可以尋求到線索。亞里士多德被公認為是第一個對市民社會概念做出界定的人士，他認為所謂“市民社會”就是一個合法、平等、自由人組成的政治共同體。此處所謂的自由人不包括奴隸和婦女等等，亞里士多德界定市民社會為城邦國家。因此其包含了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的信號。（城邦的建立“其目的總是為了完成某些善業(yè)” ）。西塞羅在繼承亞里士多德關于市民社會“政治社會”和“文明社會”內(nèi)涵的基礎上做了一定的發(fā)展，彌補了亞里士多德關于自由公民界定過窄的缺陷，而且還在自然法則的基礎上對市民社會做了基本原則的規(guī)定，這使得政治共同體能夠存在有了理念的規(guī)范性。因此西塞羅和亞里士多德都在古典市民社會理論范疇內(nèi)嘗試對市民社會做最規(guī)范的界定。如果不去過分計較，可以籠統(tǒng)地說，在城邦時代，所謂民主，就是公民團體的自治，具體表現(xiàn)就是由公民集體來做出國家的公共決策。到了中世紀，古羅馬帝國形成及其壓迫的日益猖獗，使得教會作為一種社會組織不再受王權的約束，并且開始走向了獨立。隨之而來的是一種社會獨立于國家之外的思想觀念，而這一觀念在商品經(jīng)濟的刺激下走向了極端，出現(xiàn)了 “經(jīng)濟組織公民”。隨著羅馬由城邦向帝國的轉(zhuǎn)變，公民內(nèi)涵逐漸喪失并使其外延大規(guī)模地擴張，在某種意義上，正是是此導致其內(nèi)涵出現(xiàn)了喪失。當212年卡拉卡拉皇帝將公民權授予全體羅馬男性自由人身份的時候，“公民”已經(jīng)變成享有“公民”名號的臣民。但是，羅馬帝國脫胎于共和國，帝國的權力基礎在理論上仍然是人民。結果，隨著公民權的名存實亡，人民概念也逐漸抽象化、整體化。它不再是公民共同體，而是指整個政治共同體。人民的授權也徒具形式，只有理論意義，與實際的民主程序完全脫鉤。洛克認為“人民建立政府，只是為了尋求一種保護。因此人民“不但享有擺脫暴政的權利，還享有防止暴政的權利” 。洛克理解的市民社會是一種外在于政治國家的市民社會。與洛克同時期的思想家孟德斯鳩關于政治國家與文明社會的二元對立雖然沒有洛克那樣激烈，但是他同洛克一樣反對專制，只是不同的是他認為強大的君主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孟德斯鳩“是通過把社會視為中央權力與一系列根深蒂固的權利間的均衡狀態(tài)而完成其使命的。” 。黑格爾在吸收近代關于市民社會思想的基礎上，對市民社會的概念進行了范式轉(zhuǎn)化，黑格爾對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做了明確的區(qū)分，并且描繪出了一個嶄新的市民社會理論框架，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市民社會是家庭和國家之間的差別階級。在黑格爾那里每個人都是手段，同時也是他人實現(xiàn)利益的憑借、工具。正是黑格爾從概念上把國家和社會分離開來，這為后人研究市民社會做了道路上的清理與引導。
思政教研室：何紅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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