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時節(jié)，當我透過窗欞，矚目著細雨蒙蒙的終南山峰時，仿佛那就是一位老者的偉岸身影。此時的思緒由衷地想起了秦地文學先輩柳青，這位倔強、耿直而又慈祥大度的“老漢”。老漢，是長安人對這位敬重的父母官（時任長安縣委副書記）、寫他們生活的作家的尊稱和愛稱。二十多年前，我在西北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班就讀時，選修了蒙萬夫先生的《柳青研究》課程，先生對柳青文學道路的解讀是我震撼。一個作家竟然是如此的工作和創(chuàng)作，一樁樁貼近生活，躬身實踐的事例，顛覆了我對作家概念的理解。當時，還算年輕的我，重新認識了什么是好作家、品質(zhì)型作家。也就從那時起，我迷上了柳青以及《創(chuàng)業(yè)史》，走上了關注和研究陜西文學的學術道路。1994年，我撰寫了23萬字的《柳青人格論》學術專著，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發(fā)行，完成了我對本土文學前輩柳青的一腔眷戀和敬意之情。
如今，雖然前輩柳青已謝世許年，但現(xiàn)實主義精神的文脈依然燭照著千萬后輩學子；如今，恩師蒙萬夫先生也走了，而研究柳青文學思想，人格典范的學術傳承仍在延伸……
地球上一切美麗的東西都來源于太陽，而一切美好的東西都來源于人（普利什）。做一個真正的人，光有一個合乎邏輯的頭腦是不夠的，還要有一種強烈的氣質(zhì)（司湯達）。要想寫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柳青）。扎根皇甫，干鉤莫彎；方寸未死，永在長安（長安百姓挽聯(lián)）。是啊，一切美好的詞語都無法修飾柳青文學精神的光彩。這里，僅以此文來緬懷一代文學大師的文化人格。
一、“大家革命、我革命”（1916—1937）
若照實說，不足20歲，一個弱冠男子，究竟徒趟幾條河，獨過幾座橋？其行學步，小人大語，與及笄女子高明不了多少。倘貌似成熟，確也不免汗顏。然而這般年歲，有時性至酣處，其舉事之猝然壯觀，倒覺可愛，能使人刮目。不過平心看去，那算激情，一種猛烈的、迅速的、短暫的情緒狀態(tài)而已。心理學家美其名曰“自我角色認同”。這自然與那成熟人格相距較大。此時的柳青，其定位也大致不差，即使有過激情過后的亮點，也無一改觀其經(jīng)歷不能超前的事實。所以他說：“那時，我所認識的世界太小，只有家庭和學校，加之年幼無知，接受知識的能力有限，又不善思索和分析”，因而“大家革命，我革命”，“環(huán)境一變，大家都讀死書，我也跟著讀死書”。①
其實，青少年誰又不是這樣呢？柳青師出有名，那還源于西北黃土坡，一座高距黃河邊上的西北城堡——吳堡，他的桑梓地。
西北，奇峰峻嶺，大漠積雪，烈日濁浪，冰川徹骨，在人們的眼里，神秘而又恐栗。這里，曠古遼闊，荒的原生淋漓盡顯，野的蒙昧生氣勃勃，古之便為賊配囚徒遣散地。然而這世間卻充滿機巧。有道是乾坤轉(zhuǎn)換，陰陽相克，利弊兩間，并非以一隅之貧瘠渺荒為然。正是這荒的珍奇，野的豐茂的無垠的西部沃土，卻蘊含著華夏民族國運之靈氣。
從神秘學觀點講，西北在奇門遁甲的秘術中居為“天門”，西北部為“乾部”，八門中僅有的兩個“吉門”之一。“天門”為正，“乾部”留中，集吉、祥、瑞、仙之靈氣為一聚，統(tǒng)率它部，合為“天”體。古書《周禮·大司徒》有載：“天不足西北，西北為天門。”是說天不能無有西北，因為西北是天門�！渡胶＝�(jīng)·大荒西經(jīng)》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月山，天樞也。”言及西北固然有荒山逶迤，奇峰嶙峋，但那并非凡山頑石，而是日月山，如天樞、天柱一般不可或缺�！渡癞惤�(jīng)·西北荒經(jīng)》更描述了西北靈氣之祥源：“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上有明月珠，經(jīng)三丈，光照千里。”荒漠之中，金闕聳立，明珠光焰。憑西東輻，頓輝千里，瑞祥之氣使國運氣脈仙然不衰。因之，“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義精以照天門也。”（《詩緯含神霧》）也就是說，如果天沒有西北。也就無有陰陽。因為西北乃龍銜火精所照，才陰陽分明，和氣相存，萬物相生。缺了西北，便陰陽失調(diào)，白晝不分，氣不通脈，物不生還，其國運氣脈也難以守命。
當然，神秘學之奇門秘術不可實信，但中國之史實演跡卻當思之。首先，華夏族類之初元衍生，始于炎黃二帝，始于西北草蒿。嗣后，國漸成雛，人漸成群，生息繁衍而遂一隆盛。自此至戰(zhàn)國前，中國國事便以西部蘭州為心，諸侯盟約，東周為尊，內(nèi)可平守中原，外可分拒夷（東夷）、蠻（南蠻）、戎（西戎）、狄（北狄），均衡天下。雖秦漢后，國力之隆昌盛況東移長安，但仍未離開“韓部”西北。歷史上強盛王朝之都也無不擇定于西北（長安），如周、秦、漢、唐，以及雄距西北（延安）數(shù)十年的共和國開創(chuàng)者。其次，西部的自然地貌也概莫能外。盡管時輪疾逝，萬物消長，斗轉(zhuǎn)星移，山川更跡，河流異道，但地殼運動之自然變化，卻使這東低西高之陰陽亙?nèi)晃锤�。因而在客觀上，山川仍憑西東俯，宛如人之骨絡以貫通肌體；河流亦西源東瀉，猶如人之血液而漬滲經(jīng)脈。更有明珠燦射，龍吐火精，華夏國運之氣脈于亦真亦假中昌興盛崛。然而重要的還是人。有語曰：“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這西部人，剛烈剽悍，直不可折。西北風吹塑出男性的“硬漢子”氣質(zhì)，其品格秉性是國力的象征；黃土坡樸厚寬坦，給了女性的柔韌與博大，其胸襟與情懷是國魂的折射，顯然與那自強不屈，自立不撓的民族精神相印相輝。單就文學而言，地靈人杰。遠有杜牧、白居易、李太白；近有杜鵬程、王獨清、鄭伯奇；今有路遙、賈平凹、張藝謀。文才奇才蓋開西北，爆出 “天門”。其啟悟前人，垂之后昆之不可遮蔽之勢，西卷東來，響了大半個中國。柳青正是這天門中的魁星，他的師出有名，豈不暗合了這西北“乾部”。柳青之“青”，豈不也源于這黃土坡；黃土使他永“青”，黃土使他守命。
因之，他仍屬于黃土坡，一個平凡人。
《三字經(jīng)》說：“人之初，性本善。”善，不僅指人之性情，也含有平和之意。偉人和凡人墜地之呱呱啼聲，決無曲高和寡之分，同處于“善”、“平”的概念。至于年歲加，善漸惡，或善且美，那實為后天所致，不可以荒誕之天賦說來搪衍。柳青初為人世，既善也平，還險成棄兒，遺珠之感，真使人嗟吁一代文星的毀落。那是1916年7月2日，位于西北吳堡張家山寺溝，一座莊戶小院里，嬰兒落地的清脆啼聲，給主人帶來了添人續(xù)后的喜悅。然而這種得子得福的古俗，并沒有給家人們以久遠的心理寬慰。因為此刻，柳青的家境日漸衰落，盡管會經(jīng)商、也很能干的父親苦苦支撐，但民國初年動亂飄搖，使原有的商號遭劫，雖幾經(jīng)官司，但人衰財去，哪里還有個說理的去處。經(jīng)濟拮據(jù)，早先還算富裕的家境，難以養(yǎng)活柳青身前的四兄兩妹，百般無奈，忍痛棄子，保命為主走為上，父母決意將柳青過給一姓呼的地主為子。然而這天降文星，守命不移，民國初年之陋俗深弊，倒無端的惠澤了柳青。這劉氏族人有非議，柳青終未做得地主的孝子賢孫。于是，母親常于含淚念苦之柔腸與希冀，使他刻心有知，父親改商為農(nóng)，日出而作，日息而歸，發(fā)憤供子求學之恒心，使他感動非常。“他（父親）的出發(fā)點雖不正確，但其堅韌不屈卻可佩，我們兄弟幾人在這一點上，都多少受他的影響。”于是，一個凡童，在襁褓中，在初育中，就默化于母愛的柔腸，含淚的苦心，潛移著父親的堅韌與剛強。后天的循序漸教，開始了他人生平凡而又非尋常的行為演示。 倘若當初為棄兒，今又何為安在否？這真是一代作家的歷險記。
也許家道中落，困于拮據(jù)之現(xiàn)狀，使幼時柳青目睹親聞有所悟吧，也許母親的苦心，父親的剛強，給他為人之初的心靈有所后補吧。因而，他初入私塾，一種孩提般的聰靈與頑執(zhí)已露端倪�！睹献印分惾坏�，不困舊學迷新學，“至圣先師”從不跪拜，常常在先生煙袋敲擊下厭而逃之，且還頗有些說法。
不能不看到，五四運動的爆發(fā)，各種新潮的到來，與柳青初涉人世是同步的，時代的得益敦促他的早熟似乎已在必然之中。誠如他回憶說：“我得到‘五四’的好處，收到一些效果，在我學生時代的行動思想極有作用。” ② 當他進入高小時，雖然十一二歲仍未脫去孩子的稚氣，但青年前期的心態(tài)，他本能地接受了周圍形勢的影響。“濟南慘案”的震驚，引起了家鄉(xiāng)民眾的憤慨，抵日貨，打教主，興奮和激動使這位小學生也置身于大人們中間，爬山串峁，宣傳抗稅。革命的年代，一個小學娃娃竟然過早地參加了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一個嚴肅而又神圣的組織。此時，他僅12歲。12歲的柳青，竟然也革命了。于是，環(huán)境影響，組織教誨，連字也不全認，就讀《共產(chǎn)黨宣言》，為的是追求革命真理。然而，對革命的理解，對真理的把握，他畢竟仍很幼稚。因而，他的參加革命，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與環(huán)境的影響與慫恿不無關系，大家革命了，他也便跟著革命了。
具有獨立思想，革命意識日漸清晰，那是在柳青的中學時代。他曾愧疚于過去學業(yè)的平平，深感對中國社會知之甚淺，往往左右于環(huán)境的涌動而不能自已。于是，這時期的他，其思維觸角首先延伸向了史地、文學及哲學，以企用知識來拓開他的視野。他讀《世界史綱》、《法國革命史》，了解何為革命；熱衷于魯迅、郭沫若、高爾基，獲得了思想的啟迪；涉獵了哲學與政治經(jīng)濟學，懂得了辯證法與剩余價值。知識的增加，視野的開闊，一反他舊日的幼稚與淺薄，儼然有了對中國社會的一己之見。他把蔣介石的賣國求榮，形象地比作為“私生子”，把帝國主義對蔣介石的勾結(jié)比作“父親”，把中國封建統(tǒng)治比作“婊子”，認為“婊子”“父親”與“私生子”的娼盜結(jié)合，是中國社會罪惡的淵弊。因而，他能清醒地分辨出國共兩黨的本質(zhì)，并由衷地感到抗日民主根據(jù)地是抵御外來是侵略，引導中國走向光明的唯一希望。“五四”革命文學，蘇聯(lián)社會主義文學的潛移默化，激發(fā)著柳青的興趣，他愈來愈鐘情于文學。1936年，也即柳青20歲，他的處女作《待車》發(fā)表了。這是體現(xiàn)他獨立思想和見解的文字，反映出作者痛心于國民黨投降政策，向往抗日的強烈情感�？梢哉f，這些初見報端的文字，其思想情感指向，是一個青年日漸成熟的標志，是他涉足社會，確立人生目標與信仰的進步的起點。
羅曼·羅蘭曾說過這樣的話：“信仰不是一種學問，信仰是一種行為，它只在被實踐的時候才有意義。”如果說，《待車》的文字，我們從中所窺見的是柳青初落筆端于民眾之痛苦，以哀民眾之多難為信仰選擇的話，那么，1936年間的“一二·九”學生運動，西安事變的爆發(fā)，給他提供了實踐這種信仰的歷史機會。
“一二·九”愛國運動引發(fā)了全國的革命高潮，西安學聯(lián)積極響應。初顯才華的柳青，身臨其間，無不激動，接受了學聯(lián)刊物《救亡線》主筆重任。一年后，西安事變爆發(fā)，全國抗日高潮到來。在學生請愿，要民主，要抗日的澎湃的日子里，他狂歡，他振奮，他憤慨，從更大范圍，更高層次上目睹了共產(chǎn)黨的胸懷及力挽狂瀾的能力，這些對他20立世，思想初成給予了極大的促進。他擔任《學生呼聲》》主編，廢寢忘食，累得吐血。家人勸阻，他宛然一笑，仍是廢寢忘食，大有一股“拼命三郎”之狀。他廣識共產(chǎn)黨員朋友，并義無反顧地躋身于中國共產(chǎn)黨這一組織，那是1936年12月，年足20歲。20歲的柳青，奠定人生信仰，已不再是某種潮涌之使然，更多的是自我選擇和對舊我的超越，對中國革命的認識和對中流砥柱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認同與信賴，這在同輩中顯然是早先一步。獨立的思想，清醒的意識，理想的堅定，他日漸成熟了。參與陜西省委宣傳部的工作，負責青年文藝的黨團活動，及時翻譯介紹共產(chǎn)黨領袖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聆聽著黨的上層領導人博古、羅瑞卿的教誨。這些實踐，無論從那個角度看，都賦予了柳青人生起步以奠基意義和鑄模意義。
一個陜北鄉(xiāng)間的娃娃，蹣跚學步，初涉人生，不靠西部之神山暗佑，卻懷著母親樸素的希望，帶著父親頑強的因子，獨思獨斷，求索獨趟，柔嫩無繭的腳板，終于涉足在這寬闊而又古樸的黃土路。
二、 延安沐浴轉(zhuǎn)彎路（1938—1949）
延安是中國革命的搖籃，自1995年中國工農(nóng)紅軍轉(zhuǎn)戰(zhàn)萬里，雄踞陜北后，延安便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于是，愛國志士成千上萬，歷盡艱險，不畏重撓，投奔到這塊民主、自由、光明、進步且又充滿著生機的凈土來。
這時，從心理學角度看，已進入青年后期的柳青，踏著樸厚寬坦的黃土路，于1938年5月也來到了延安。這一步，是他自覺選擇信仰，自愿追求光明的前奏。此前，他的家人寄希望于學理工，得一門技術，以強自身富家吃穩(wěn)當飯。然而，形勢發(fā)展，影響周圍，青年人憤世嫉俗，思想進取，何能按捺。涌動使他終于違背了家人意愿，決意選擇文學，投身社會，獻身事業(yè)。延安，他不曾經(jīng)歷，環(huán)境全新，書卷醉人，民主、團結(jié)、進步氣氛濃郁，溫暖和愜意，他感到幸福無比。這里，有先進的思想武庫，足以使人心明曠達，馬克思主義哲學初給了他辯證唯物主義的思維；這里，有濃厚的文化氛圍，足以使人吸吮美的甘露，毛澤東文藝思想，奠定了他文藝為什么人的方向問題；這里的勃勃生機，足以使人陶醉在如火如荼的生活感受之中，這些堅定了他走與工農(nóng)相結(jié)合的道路。從心理到精神，柳青面貌煥然一新。八路軍的灰軍裝，緊束腰間的牛皮帶，平添了幾分干練與英俊，帽檐下那雙炯炯有神的眼晴，掩藏不住內(nèi)心的興奮與激動。一群年輕人，常常漫步在延河邊，理想與幻想，熱烈爭論與會心的交談和著陜北信天游曲調(diào)，飄撒在寶塔上空，藍天白云之間。
如果說，柳青與文學有緣，那緣頭便始于此，相纏相繞，結(jié)伴一生。而這些無不歸蒂于延安，新的文化氛圍的熏陶，黨的直接的教育與栽培。他深有感觸地說：“作為一個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只有過著嚴格的組織生活，受黨內(nèi)教育，才能把握住現(xiàn)實的本質(zhì)。所以，要使自己的工作絕對地服從于黨的領導。要樂于做平凡的實際工作，實際工作做不好，文藝工作也做不好。至于根本不到實際工作中去，那就根本寫不出像樣的東西。”③ 理解文藝工作，從理論上認識，且能置身于實際，這對于柳青文藝思想的形成是重要標志。
向來重實際，好扎實的柳青，并不留戀延安較為舒服的圈子。初到后的第二年，便抱定實踐的決心，來到了晉西南八路軍某部前線。一次戰(zhàn)斗中，兩名機槍手為掩護他過河而獻出年輕的生命，他心情沉重，內(nèi)疚萬分，而連長的熱腸安慰更激發(fā)了他文化人的重負。不久，小說《犧牲者》帶著他的沉重問世，那八路軍戰(zhàn)士馬銀貴負傷后寧死不作俘虜，墜河自盡的悲壯吐出了柳青的梗骨。馬銀貴悲壯而去，留下了遺言，是用指頭挖在河灘上的清晰的大字：“打倒日本鬼子！中國共產(chǎn)黨萬歲！”馬銀貴的壯烈，兩個年輕戰(zhàn)士的犧牲，成為一種永恒的力量，也同時留給了柳青，支撐著他渡過了以后的艱難。《犧牲者》的創(chuàng)作，作者情到深處，其效果感人是自然的。加之所寫形象著實，深得好評也在情理，因而被譽比為“陜北的契訶夫”。一個青年作者就這樣從黃土地走來，沐浴著延安的陽光，開始了他堅實的實踐步伐，相偕在與民族精神共憂患的文學路。
有人曾這樣說，缺乏對事業(yè)的熱愛，才華也是無用的。是的，才華只有通過事業(yè)方能顯露，只有在對人類社會創(chuàng)造出財富后，其價值才能得到承認。一個缺乏事業(yè)心的人，即使才華橫溢，其用場也無從派上。柳青的文學起步，綜合著他的人格因素，初顯了應有的才華。最可貴的在于他一開始就沒有沉溺在風花雪月的纏綿中，囿于空泛無力的吶喊中，囚困在個人利欲的情緒發(fā)泄中。卻以出人意料的明哲與成熟、清醒與自覺、把文學與民族解放事業(yè)融為一體，顯示出了人格的社會化過程的新起點、新視角、新步伐。1924年以前的小說，作為他早期的創(chuàng)作，反映出柳青不可遏制的激進思想態(tài)勢及自覺集文學與革命為一爐的行為指向。在《誤會》、《犧牲者》、《待車》、《地雷》等篇目中，他以親身經(jīng)歷，情飽筆酣，謳歌抗日軍民的義勇與堅貞，挖掘出民族解放事業(yè)的脊梁在于中國共產(chǎn)黨，從而奠定了初作的較高品位。《土地的兒子》、《喜事》、《故鄉(xiāng)》等篇目，集兒時與勞動人民的感觸，描述了他們經(jīng)歷新社會轉(zhuǎn)化的心理過程。不妨說，柳青早期的創(chuàng)作，這兩點新視角，一改當時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思想情調(diào)之舊臼，跨越了那帶有普遍性的積習的憂情愁腸，一步定位于民族解放事業(yè)的格局，穩(wěn)步在現(xiàn)實主義的堅實基石上。然而，創(chuàng)作畢竟是一種復雜的、具有諸多因素的勞動，雖立足于現(xiàn)實主義，但并不能包攬其藝術的方方面面。作為初涉文壇的柳青，自然十分明白自己的短處。覺得“我太醉心于早已過時的舊現(xiàn)實主義的人物刻畫和場面描寫，反而使作品沒有獲得足夠的力量”，“感情的魅力不足”，“人物的心理過程粗略”。這自不當言。我以為他的深邃更在于透過了現(xiàn)象，思慮出產(chǎn)生上述原因的根本所在。“從一九三八年到延安至這次下鄉(xiāng)當文書中間的這幾年里，我總是以一個文藝工作者的名義吃飯穿衣和游來游去。我到實際斗爭中去是看別人工作，在部隊里是馬上來馬上去的客人，在農(nóng)村里是把雙手插在褲袋里站在旁邊看群眾開會。”④ 一句話，是與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問題沒有解決。解剖是嚴肅的，認識是清醒的。在作了思想深處的反省后，他終于又有了一個新的起點。不久，柳青經(jīng)歷了延安整風運動的洗禮，尤其對什么是思想上的革命領悟較深，他再次堅定了實踐的方向，那就是投身于群眾斗爭，如同佛門中的受磨方能成佛一般。于是，他要求長期去基層，帶著他的熱情，受磨受戒的真誠，成為毛澤東文藝方向的最早實踐者，開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新轉(zhuǎn)折。
“人生的道路是漫長的，但要緊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這文字出自《創(chuàng)業(yè)史》，并非一般泛說、閑筆，卻是柳青人生經(jīng)驗的總結(jié)。1943年，他帶著一張明明白白的介紹信，從延川來到米脂縣民豐區(qū)的呂家捻鄉(xiāng)政府，那環(huán)境豈能與延安相比，先是環(huán)境的差落，一孔老鄉(xiāng)暗而黑、陰而濕的小窯洞便是他的棲身之處。土炕光席，連同那塞滿雜物的窄小空間。延安明亮寬敞，齊整潔凈的昔日氛圍已成為歷史。再是生活的苦儉，一向作為知識分子的他，從未有過如此飯食習慣，那見天的糠炒面，高粱飯，干白萊，山藥蛋。本就矮小瘦弱，早年成疾的柳青，在較大的環(huán)境反差中，在難以適應生活的困苦中，仍以初來乍到的百般熱情，爬山串峁，拖著打狗棍晝夜奔忙，纏身于諸多瑣事鄉(xiāng)務之間。過多的體力支付與精力的消耗，難以補濟，終于他舊病復發(fā)，新疾又添，全然不能自理。寂寞、悔心、失落伴隨著不可名狀的“放逐感”困擾著他，柳青陷入了人生道路上又一次選擇。
哲學家狄德羅說：“人是一種力量和軟弱、光明和盲目、渺小和偉大的復合體，這并不是責難人，而是為人下定義。”人就是這樣怪異，隨著環(huán)境的改變而適應，而遇安，而狂躁，而逐步走向完善抑或走向自泯。柳青是人，不是神，他的偉大，他的光明，他作為一種人格力量，正是在這種不斷地苦覓與求索，不斷地困擾與選擇中，超越、升華與完善，揚棄舊我，再造新我的。這時，他臨病而臥，倒有了相應的清靜與時間來思考人生的諸多問題。這個城市知識分子，第一次感到自身價值的失落與困惑，在群眾能生存的環(huán)境里，竟是如此的軟弱與渺小，如此的不可一磨。他甚至懷疑過去的路，是否能配用“革命”二字，他解剖自己自以為榮的三個“紅包袱”，即出身好，成份好；入黨時間早，歷史純潔；早期作品傾向好，是那樣的幼稚與無知，妄自與尊大。他的思維觸角開始從往日的自負中移出，伸向了知識和人民群眾情緒的深層中。相形之下，他明白，所謂過去的革命，著實未必真正懂得什么是革命，什么是一個文藝工作者的革命。這里面，遠非幾次實踐活動，幾篇文字，幾多激昂的情緒所能囊括，其根本要素在于立足點為轉(zhuǎn)移和與人民群眾思想感情的融合兩個問題上。立足點的轉(zhuǎn)移，思想感情的投入，對于一個革命者，尤其對以表達人民群眾的感情與愿望為能事的作家來說，無疑是他的第二生命。因而他清醒了，擺在他面前的并非是一個簡單的創(chuàng)作問題，而是能否首先成為一個革命人的問題。
嚴肅的審視，真誠的投入。自我與非我的較量，他沉重的心理負荷，連同那病軀情愁頓覺釋然了，苦悶中冥冥之放逐感消失了，于困苦中“變得堅強起來，活躍起來”，獲得了“在困難中微笑的革命品質(zhì)”。與群眾隔膜的打破，感情的建立，黑夜會后合睡一炕，“不嫌他們的汗臭，反好像一股香味”，用老百姓長煙袋抽煙，不覺別人笑話，反“挺帶勁”。“我不僅不想延安，反而在縣上開會日子長了，很惦念鄉(xiāng)上的事”。文弱的柳青，以他的執(zhí)著和毅力，延安精神滋補與沐浴，終于耐住寂寞，跨過了艱辛，克制住欲念，在他生活道路和創(chuàng)作道路的緊要處，完成了轉(zhuǎn)折，將自身人格的完善向前推進了一步。這真是“澗水塵不染，山花竟自嬌”，“為塑英雄像，何辭瀝血勞”。⑤這時，他正值“三十而立”年。
三、親耕尋理啜甘苦（1949—1965）
“要想塑造英雄，就先塑造自己”。這句名言，出自柳青，又作用在他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中。在他筆下，一個包頭巾、端老碗、年僅25歲的中共預備黨員梁生寶就脫穎而出。盡管他是藝術形象，但卻是英雄。那年，他的互助組成功了，畝產(chǎn)九百九十七斤半，差二斤半就是整整一千斤，活生生的事實，它不長嘴巴，自己會說話，傳遍了整個哈蟆灘。偏偏在這時，一個名叫虎頭老二的中農(nóng)，硬是不愿出售余糧。村代表主任、能說會道的郭振山，倒盡了肚里所有關于總路線的學問，也無濟于事，老漢就是只出售三石，并賭咒說，要是再加一斗，他就是四條腿了。哈蟆灘曾使地主嚇得尿褲的郭振山宣告失敗，無力地退出了老漢的院房。再進去的，是脖頸里圍一條白毛巾的梁生寶。他不叫大號，卻親切地笑笑說：“興發(fā)叔！聽說你心情不暢快，侄兒看你來了！”虎頭老二慚愧地低了頭。眼前站的是民國18年來哈蟆灘的小叫化子，如今人人尊敬、個個喜愛的社主任梁生寶。老漢抬不起頭，他怎能折梁代表的面子，否則，全村人將會怎樣冷淡他。“唉，二叔沒臉和你侄兒說話，想不到你侄來了，罷罷罷，就是了，五石就五石！”生寶什么也沒說，嘻嘻笑笑，嘗了老漢一袋生煙葉，告辭走了。這是什么力量呢，是英雄的威望在震懾，是他作為英雄所付出的一切感動著對方，以至無以言對。這時，他僅25歲，從一個小叫化子，到做長工，躲壯丁鉆終南山，慘敗于個人發(fā)家，成功在創(chuàng)集體大業(yè)，幾經(jīng)曲折，他成為英雄，貧人的頭，哈蟆灘一個驚天動地的人物。
柳青塑造了一個英雄的成熟，又何嘗不是在塑造自己。25歲的梁生寶，30歲的柳青，無不包含著幾多辛酸、困苦和奮爭。如果說，這時的梁生寶及其事業(yè)，正如老子梁三老漢所認為的最擔心駭怕的時期過去了，那么，此時的柳青，也度過了青年人那種情緒繁浮，思不定勢的惶惚飄移，衡固在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心理、情緒、信仰的良好格局上。所以，這在柳青人格足跡演示中，帶有根本性質(zhì)及其轉(zhuǎn)折意義。有論者這樣界說：“以‘米脂三年’（1943—1945）為標志。前期，從世界觀上說，他還沒有超越革命的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民主主義思想的范疇。他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道路，還不能不帶有盲目性，處在一種并非完全自覺的摸索的過程中。他還不能明確意識到自己有些脫離人民群眾，脫離革命斗爭實踐的根本弱點。‘米脂三年’是柳青生活和創(chuàng)作道路上的轉(zhuǎn)折時期。此后，他的思想，他的精神面貌，他對自己今后如何生活，如果寫作的考慮，發(fā)生了巨大變化，進入自覺追求狀態(tài)，開始按照一個無產(chǎn)階級戰(zhàn)士的要求，把自己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安置在一個新的軌道上。……如果說，‘米脂三年’，主要還是受著環(huán)境的驅(qū)使，把他推向這條對他以后發(fā)生了深遠影響的道路，他的實踐還有一個從不太自覺到開始自覺，從比較粗糙到多少顯得精致的過程的話，那么，從1952年下半年開始的‘長安十四年’，則是他的這條道路的繼續(xù)和深化時期，是柳青生活、創(chuàng)作進入高度自覺和成熟的時期。他的生活道路和創(chuàng)作道路的基本內(nèi)容和特點，它的實踐成果，以更加完備的形態(tài)，呈現(xiàn)在文藝界面前了。 ⑥ 這種界說大致不差。柳青人格的演示，其政治的、文學的、道德的、生活的等重要側(cè)面，都進入了一個高度自覺和成熟的全新狀態(tài)，其人格的諸多亮點，也一并在此時和此后多側(cè)面地呈現(xiàn)出來。
一個人一生干點事業(yè)并不難，難的是行為的選擇與定位。這是一種集自身的愛好、志趣，與所屬階級事業(yè)之需的綜合性抉擇，而階級事業(yè)之需卻往往兼容了個人的志趣，尤其對一個渴求革命，為之獻身者，柳青就屬于這一類。他作為一名知識分子，青年時就癡迷于文學，“三十而立”后更為執(zhí)著，選擇已有明顯偏顧。這時，民族革命斗爭需要使他定位于文學的軌道，如同當年魯迅那樣，以“遵命文學”服務于民族革命事業(yè)，這對于柳青來說倒很愜意。以文學為能事，將意味著什么呢？柳青是清醒的，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以他的理解，認為文學是“愚人”的事業(yè)，只有愿意為文學賣命的人才能干好這一行。當1949年共和國誕生后，那硝煙彈痕，流血存亡的槍炮革命事業(yè)已結(jié)束，而和平年代的革命不管怎么說，槍彈的恐驚，血腥的顫栗畢竟并不鮮見，溫良舒坦相對居多。那時，柳青已在共和國的首都北京工作，其政治環(huán)境的榮光，文化氛圍的濃郁，生活條件的優(yōu)越，無不處在絕佳境況。然而他卻隨遇不安，無心思居，再三請求離京西去，回到他那難以割舍的熱土大西北。因為他是作家，作家與舒坦無緣，舒坦中無事業(yè)。在他看來，作家就是循環(huán)不絕的生活實踐和創(chuàng)作實踐，并須歷經(jīng)長期的磨煉，為此他提出“一切歸根于實踐，對于作家，一切歸根于生活”。而他的生活、實踐基地在西北，在那里的鄉(xiāng)情、鄉(xiāng)民、鄉(xiāng)俗、鄉(xiāng)音之中，這是他從事文學的守命地。京城的繁華，無補于他已定位的艱苦的文學路。于是，他急不可待，思歸如箭，匆匆踏上了西去的列車，離開了這個常人為之羨慕的環(huán)境。
應該看到，生活環(huán)境的更遷，于柳青具有獨特的認識論有關。他看重創(chuàng)作的實踐性，更看重作家直接在具體生活環(huán)境中的摸爬滾打，以便苦中尋理，苦中親耕，苦中獲得其甘甜，這是他一貫的思想。譬如1947年，柳青在大連書店任主編時，其生活之舒坦是他有生以來最愜意的。當時，配有小車、電話、保姆，獨住小樓一棟。然而他卻隨遇不安，無心定居。不足一年，便繞道東北數(shù)月返回延安，投身于硝煙彌漫的戰(zhàn)爭生活中。如果把柳青一生中的更遷加以梳理的話，其結(jié)果無疑是相似的，那就是避舒坦，就苦寒，重親耕，吸啜甘苦。1943年從延安下米脂；1947棄大連返延安；1952年離北京去西安；由西安奔長安、而皇甫，均作如是觀。歸根實踐，歸根生活，在柳青一生的足跡演示中已為定勢，說明他選擇文學，定位于文學道路之目的持恒，以及對文學的理解程度。
作家重視生活，其普遍性是處于創(chuàng)作的需要，必要性自不待說。然而在這一點上，柳青自有獨到之處，且十分典型。他選擇皇甫僻野小村，作為文學的固定基地，且又長期而居，開始全面的文學“愚人”的行為活動。他并非盲目，亦非情性所至，心潮所涌，而是從認識論上入手，提出作家必修的三個學校，即生活學校、政治學校、藝術學校的著名論斷，并以“生活學校”為基地，來全面展開文學創(chuàng)作所包含的其它所有方面的工作。基于這種理解，后半生的柳青，作為一個革命的作家，除文學的付出而外，其大量的、不為別人所為的實際工作的心血難以計算。文學為革命，革命在文學，在皇甫14年的歲月中相生并存，你難以分清何為文學，哪是工作。在皇甫老百姓的心目中，他既是寫書的，又是村干部，更是終南山下熱腸善良明理的“老漢”。柳青提出了“三個學校”的主張，作為學員，他是出色的，在今后較長的時間內(nèi)很少有后來者。殊不知，這是一種多么艱難的磨煉，長期的、無條件的，單是那份清苦就足以難耐。但他耐住了，是意志、認識論的滲透，從整體意義上看，是人格力量。既然擇定文學，定位于創(chuàng)作，那就要親耕尋理。這一點，柳青沒有含糊。1952年初到皇甫，一腔熱血，便一頭扎進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的熱潮中，革命使他無暇于寫作，卻從實際工作開始，白晝黑夜，如同當年在米脂民豐鄉(xiāng)一樣，托著打狗棍，又奔波在鎬河兩岸，村里鄉(xiāng)間。當他慢慢發(fā)現(xiàn)，有人并非都熱衷于互助合作時，竟把土地證掛在毛主席像下，卻埋頭于個人發(fā)家致富。于是出現(xiàn)了“春組織，夏一半，積雪落，冬不見”的局面，互助組有了困難，柳青退了堂，閉門寫作，然而他哪能心靜如水。不久，王家斌顯山露水了，柳青激動不已，其熱情較前更大，輟筆投入，實實在在地做穩(wěn)了互助組的一員。他雖不比王家斌年輕力壯，但卻有王家斌所不比的滿肚子關于社會主義合作化的說法。于是在莊稼人的草棚屋里，在村干部簇簇圍坐中，扯起鄉(xiāng)情沒完沒了。他講私有制，說總路線，形象生動，入情在理，炎陽之下，千人大會，無一喧嘩，就連有人上廁所也一溜小跑，唯恐少聽幾句。話是開心的鑰匙，柳青講明理，群眾開了竅，憨厚的笑綻上眉梢。于是，干部們親柳青，即使挨了訓，也還是不由自主地去“中宮寺”（柳青住地），并詼諧地叫做“去西天取經(jīng)”。這是一種信任，一種長期交往所換來的默契，一種人格力量，在別人未必，而柳青卻付出了許多。
“先工作，后創(chuàng)作，當你身在其中了，創(chuàng)作的動機就來到了。”這話源于他的體會，為經(jīng)驗之談�；ブM誰有了情緒，別人不急，柳青急，即使黑夜，他也要前往耐心說勸。一個叫郭遠彤的生產(chǎn)能手，30多歲無力娶妻而離組它去，柳青深感這是他“1953年里最痛心的一件事”。社里牲畜飼養(yǎng)經(jīng)驗不足，他立刻編寫了《牲畜飼養(yǎng)管理三字經(jīng)》，從不感到未有大作品而失落，卻視為己任。因為他心里有數(shù)“是皇甫的一名社員”，對兒女也這么講。吃、穿、住、行一副關中農(nóng)民的打扮，自在自為，與農(nóng)民同化了。然而柳青更洞明，他追隨馬列根基深，不為現(xiàn)象所遮蓋。1957年反右，58年冒進，64年社教，他直言拋心，這種秉性影響著村干部，他教育村干部說，你能吃幾碗飯，能打多少糧，能寫幾本書，只有自己最明白，不能狂放言，他執(zhí)著地拒絕著虛假冒進的一方喧囂。
選擇文學，親耕尋理，于一切事務中、巨細之間，坦露出他的熱情真誠，不灰心，不浮夸的結(jié)合方式。他首先是這樣一位固執(zhí)的實踐者、實干者：“一部作品，如果沒有作者對客觀事物發(fā)展的準確把握和獨立的見解，要想經(jīng)得起歷史的檢驗是不可想象的。”柳青尋的這個理，可謂創(chuàng)作之大理。再上升一步看，叫作與實際相結(jié)合，屬于無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范疇。這是柳青作為作家，走文學的路所呈現(xiàn)出來的最得力、最精彩的一面。其獨到的見解，足以視為創(chuàng)作之真理，試作如下歸納：（1）社會實踐決定作家的思想、個性、才能、氣質(zhì)；（2）作家的傾向、風格、技巧來源于對生活的研究中；（3）文學中的學習借鑒，師承關系，無不以生活作為出發(fā)點和歸宿點；（4）文學創(chuàng)作與生活的關系重在“同化”，也即常說的“對象化”；（5）作家與生活同化，其目的在于發(fā)掘事物本質(zhì)；（6）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直接滲透意義。上述，他實踐了一輩子，也吶喊了一輩子。
正因為如此，柳青親臨生活，九牛不回，首先塑造自己，將死也要埋在農(nóng)村，其啜得的甘苦，使他的創(chuàng)作也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當《創(chuàng)業(yè)史》這部描寫中國農(nóng)村社會主義改造的“史詩”，在50年代洋洋農(nóng)村題材中，以技壓群著，誕生在皇甫村一座破廟里（中宮寺）后，文壇嘩然，人們震驚，一個共同的意念不思而合，柳青成功了，《創(chuàng)業(yè)史》成功了。于是人們向往作者那親耕尋理的甘苦路，一并奔拜而來，似乎在他那走過的田間、呆過的院、，那打狗棍的結(jié)巴里、抑或那飽經(jīng)風霜的眉宇和皺紋間，撲捉些成功的秘訣。然而，他們都失望了。因為柳青的成功，其秘訣分明只有兩條，那看似平常卻深沉的兩條：即對實踐的認知，對實踐的執(zhí)著，也即理論與實踐的暗合。
當初，柳青深入生活選擇一皇莆小村曾引起紛爭，連權(quán)威也有歧見，在別人也許作罷得了，而他心里清透，不為譏言，鏖背水戰(zhàn)，成敗皆不移，其實踐之愚之苦，使常人難以持之。一個幾百戶人的皇甫村。他翻了個透徹，能說上幾代人的歷史，唯其如此，他才結(jié)識了“梁生寶”、“梁三老漢”、“王二直杠”，摸透了“姚士杰”、“郭世富”。一個人物，一個細節(jié)，一段描寫，要達到力透紙背。為了對得起讀者，他常常凝神思索，一刀一筆，一刻一劃的摳，從不仰慕那些洋洋灑灑者，所以稱自己“愚”，是笨人。然而當他讀了《保衛(wèi)延安》，并請教了作者杜鵬程后，他心急火燎，心靜水止全打破了。于是，他做了又一次的帶根本性的住地轉(zhuǎn)移，即搬家黃埔村，切入生活，直面群眾，進而把已經(jīng)成書的《創(chuàng)業(yè)史》初稿推翻，再歷經(jīng)六年心血，四次大改，《創(chuàng)業(yè)史》終于一鳴驚人，甘苦換來的。他卻真正的脫胎換骨，長了一身黃水瘡，“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這十年，在死亡線上掙扎了過來，沒有死，我勝利了。” ⑦所謂勝利，對于柳青似白晝轉(zhuǎn)換般平淡，他仍舊是托著打狗棍，其身影仍舊閃現(xiàn)在田梗間，衣著仍舊故我，甚至連那萬余元的稿費也分文不留，冷靜而自然的充公。
柳青畢竟是柳青，在他這段生活創(chuàng)作的最光輝的足跡演示中，其親耕之典型范例何止于上述，其尋理之甘苦又豈止于這些。“三十而立”后的他，不僅塑造了英雄，更塑造了自己。梁生寶是他的化身，他就是梁生寶，“作家在展示各種人物靈魂時，同時展示了自己的靈魂”�？此茖こＷ钇驷龋蔀槿菀讌s艱辛。一個平凡人，起步于黃土路，于自身的艱辛中，終于走進了英雄的行列。然而他永遠是一個極普通的平凡人。
四、骨傲氣高見尊嚴（1966—1978）
哲學家康德有一段至理名言：“一個人的富有，并不憑著他所擁有的東西，而更憑著那些他可以沒有仍然保持著尊嚴的東西。”骨傲氣高的柳青，一生講的就是尊嚴，于政治，于人生，于大節(jié)。愈到晚年愈老辣，高寒險處似九鼎，顯示了應有的本質(zhì)特點，折射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貫穿在他的行為中。
縱觀柳青的創(chuàng)作，其更多的著眼點是那如椽的筆，透過情景、場面等的外在事物的描寫，于字里行間，作著挖掘人物精神尊嚴的工作。梁三老漢坐著爺爺?shù)膿\來到哈蟆灘后，日漸長大，父輩創(chuàng)業(yè)和他為人父時的創(chuàng)業(yè)的宣告失敗，似乎消蝕了老漢做人的尊嚴。當哈蟆灘富戶郭世富蓋瓦房的鞭炮聲飄進了草棚院后，梁三也夾在人群間，其眼羨是很自然的。但老漢明白，這是郭老大用力氣掙出來的，非偷非訛。這時，一個不十分敬老的青年，發(fā)現(xiàn)了人群中卑微的梁三，于是以欺人欺帽的惡作劇，使老漢的尊嚴受到了傷害。然而，他并未過多的生氣，無所謂別人的不敬老。在他看來，哈蟆灘只有像梁大、郭世富這樣創(chuàng)起家業(yè)的人，才值得人們的尊重。梁三老漢的如此悲哀，如此的卑微心理，正是舊時期農(nóng)民缺衣少吃之精神尊嚴的失落、變態(tài)。柳青看著心疼，想著心酸，為之不平而執(zhí)言仗義。他在創(chuàng)作中要著力做的，正是要挖掘、框正這些失落的應有的尊嚴，還給貧苦人們。他通過互助組的力量，通過互助合作道路的勝利達到了這一創(chuàng)作目的。
合作化勝利了，日子的富足使人們精神大振。生寶母子決意先為老漢“圓夢”，讓他穿穿這里外全新的三新棉衣，結(jié)束以往幾代捉襟見肘時的屈辱。當梁三老漢穿著不怎么習慣的新棉衣，出現(xiàn)在黃堡集上打油的人群中時，人們發(fā)現(xiàn)了他，那情景不再是往日的惡作劇，而是以社主任他爹的榮光提議他先打油，站久了腿酸，老漢感動得落了淚。這人活在世上最珍貴的是什么呢？還不是人的尊嚴嗎！梁三老漢提起了豆油，莊嚴地走過莊稼人群，一輩子生活的奴隸，現(xiàn)在終于帶著生活主人的神氣了。梁三老漢尊嚴的回歸，也是燈塔社主任梁生寶尊嚴的回歸，是整個社會主義新制度的尊嚴的回歸，而這一切都凝聚在柳青的筆端加以表現(xiàn)。魯迅當年痛其國民性，以滿腔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思想來拯救一代靈魂。柳青在新的歷史背景下，極力挖掘、高揚人民群眾中不幸而難以遮掩的尊嚴感。高增福貧，但骨高氣傲，不與富農(nóng)廝磨。梁三老漢自守，但骨子里清徹，思量靠雙手起家；梁生寶更是于平凡之中見尊嚴，25歲便驚天動地。就連那還留著清朝大辮的瞎老漢王二，也要打折一度投靠富農(nóng)姚士杰的兒媳素芳的腿。等等這些挖掘著尊嚴的描寫，構(gòu)成了柳青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一翼。他不僅描寫著勞動人民在舊時期屈辱中的尊嚴、被長期埋沒的尊嚴，而且揭示出他們在新時期作為主人的尊嚴，轉(zhuǎn)換乾坤，改變現(xiàn)實的浩氣和骨氣。這是作者的氣質(zhì)、尊嚴和希冀的貫注。正如“文如其人”的道理一樣，尊嚴的長期積淀，在柳青是先發(fā)的。母愛的柔，父愛的剛是他尊嚴衍生的因子；自身立世，心高不俗是他尊嚴萌動的基石；先哲的教誨，早于諳世是他尊嚴的添加。于是他領悟了做人要有尊嚴，以及尊嚴的價值，并認識到價值就在于與民族事業(yè)的融合，在于足下事業(yè)中的滴滴點點。貧而不殘，富而不淫，成而不驕，敗而不餒，于權(quán)貴不媚，于善良不欺，大節(jié)中氣高，原則中骨傲�？梢哉f，這些尊嚴的積淀，才有了筆下的梁生寶、梁三老漢、高增福、王二直杠們的尊嚴，才有了柳青這樣一位骨傲氣高見尊嚴的人格典范。
“欲知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這是一種直面人生的人生觀，很適合柳青的晚年。他一生雖有過道路的選擇，靈魂較量上的艱難時節(jié)，但那都是自身的，與歷史發(fā)展相吻合的順向追隨。然而難料他的晚年，歷史奇跡般的旋轉(zhuǎn)，出現(xiàn)了他不曾經(jīng)歷的荒誕時節(jié)：讀書無用，越有知識越反動，革命愈久，反倒成了那個時候的民主派，這個時候的絆腳石；造反有理，破壞有功，不摧毀這個世界不顯其英雄本色。……國人的迷茫，醒者的憂憤，強者的抗爭，他不無例外地陷入在這十余年的浪逐中。其人格足跡的演示，別是一番滄涼，更顯一派浩氣，一副傲骨，一首壯歌。
傲骨氣高見尊嚴，是柳青生涯后十年的嘹亮挽歌。那時，他已被迫離開苦心經(jīng)營多年的皇甫，惜別了朝夕與共的王家斌們，消失了那輾轉(zhuǎn)騰挪在長安黃土路上的足跡，來到了他30年前曾放棄過的西安鬧區(qū)。這是他人生第一次，非他所愿的由鄉(xiāng)間到鬧市的徙遷，其悲哀不僅是他個人的，也是整個民族的。
歷史無法超越，現(xiàn)實更需面對。他作為作家，首先考慮的是已經(jīng)千瘡百孔的文學中的真實性和黨性原則的捍衛(wèi)。《創(chuàng)業(yè)史》是歷史的真實，他花費了多少心血，將生活的真實變成文字，又還原給創(chuàng)造歷史真實的人們，但卻被說成是“毒草”，硬是要把梁生寶改成“三突出”式的英雄。柳青不服，拒不從命，認為它可能有缺點，修改在所難免，這是黨的事業(yè)，不能隨便說，人民沒有否定它，“我能違心地自己臭罵一頓，全部否定嗎？”。“尊重自己和自己的作品，決不能糟蹋自己和自己的作品，決不能人云亦云，決不出賣靈魂！”堅持文學的真實性，堅持文學的無產(chǎn)階級黨性原則，是他一輩子的理論建樹和實踐。從第一篇小說《待車》起，中經(jīng)《種谷記》、《銅墻鐵壁》，再《狠透鐵》止《創(chuàng)業(yè)史》，無不是現(xiàn)實主義真實性原則的碩碩之果。早年的他，曾為之呼號；中年的他，更為之親耕苦作；晚年已爐火純青，老辣霜紅的他，豈能為一時一得更徹其一世的觀念，相反視為命貴。他是真實的，真實就是他。當晨雞報曉，《創(chuàng)業(yè)史》重版，第二部續(xù)出時，柳青為之拼命了。還是那股“愚”勁，字字摳，句句改，“不向人民交草稿”。病危之時，在所不惜，于病榻上，于助器之間，第一部重版，第二部下卷未競，給世人留下了抱憾，連同他的堅強。他終于為文學的真實，為他所遵循的原則閉上了尊嚴的雙眼。
柳青一生，于生前逝后，說富有，那就是文學，文學的富翁在于擁有生活，擁有真實。它如同士兵的擁有勇敢，工匠的擁有技巧，叫賣者的擁有嗓音一樣�！秳�(chuàng)業(yè)史》就是他擁有真實的結(jié)果。在上述正反不同的兩種心態(tài)中，前者他拒不從命，維護真實；后者，他命能所惜，力求達到更高的真實。所以，他人雖然去了，卻留下了抗擊邪惡，捍衛(wèi)真實的尊嚴，留下了守命真實，不惜生命以達到真實的尊嚴。這尊嚴，便是作為文學家的一種傲骨，一種氣節(jié)，一種人格力量在文學上的體現(xiàn)。當人們每每談起文學，論起真實，其魯迅、趙樹理、柳青等大師們捍衛(wèi)真實的尊嚴，便浮現(xiàn)在人們的心中，進入歷史的回憶。
大凡一個真正的文學家，無不有干預生活的本能特質(zhì)，其執(zhí)著性和不可遏制的心向，愈曲折危艱時愈見其本色。屈原的強于表達政治理想，憤世嫉俗的品格；陶淵明不茍腐朽政治團體，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魯迅拯救國民，吶喊抗爭的斗爭；聞一多、朱自清哀民生之多難，拍案而起，走出書齋的無畏氣節(jié)，都集合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憂國憂民，不惜干預生活，匡扶正義的“骨氣型”人格。受深厚的文化積淀而熏陶的柳青，其“骨氣型”人格，正是在舊時期進步文化和新時期文化先哲們的雙重沐浴下的產(chǎn)物。于是，經(jīng)歷生活的風風雨雨，40年在黨的敏銳嗅角，作家的責任感，干預生活的本能意識，使他自覺不自覺的，或在更高的自覺程度上，對變態(tài)時期的生活敗跡鮮明地予以干預，延續(xù)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骨氣型人格史線，其骨傲氣高的品格在更大程度上得到了展示。
60年代中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革文化的命，于國家、于民族、于個人百害無補。“牛棚”中的柳青，他萬萬沒有想到歷史的徒轉(zhuǎn)，更未料到生活基地劫洗一空，置身于實際建設被說成走修正主義，萬余元稿費充公被誣為吃小虧占大便宜，慘淡經(jīng)營的《創(chuàng)業(yè)史》成了反社會主義“毒草”，甚至連他自身也成了黑作家。真實的歪曲，事實的顛倒，一切往日的常規(guī)全都不復存在。文革初期的他，既使面對了現(xiàn)實，也無法接受現(xiàn)實，每每言起，如魚梗在扎，發(fā)顫的聲，聽著叫人心，向來自制極強的他，竟失聲痛哭。
然而他并非為自身委曲，為自身所失去的東西委屈。因為在文革中，他失去的何止是些許的名譽、基地之類，甚至他的妻子的生命也先他而去了。自身的東西，在柳青看來全然是身外的，不足借。他為的是國家的安危，民族的災難，人民的樂居與不幸，而哀而痛。在人人危機，個個自顧不暇的陰風惡浪中，他首先保持著共產(chǎn)黨員的自信和自尊。用他的話說，那就是對自己，只能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黨只能持黨性原則，別的不考慮，也沒必要考慮。其實，實事求是，在那個年代價值連城，是何等的重要，金貴。而拋棄者有之，變通者有之，背違者有之，柳青卻堅持著它，視為抗擊邪惡的底氣、元氣，所以他也金貴，在人格上。
面對鋪天而來大字報的謊言，他冷靜地觀看，持著拐杖，覺得不應該屈頭屈腦，應該不屈不撓。別人指使他自報“黑作家”，他卻說：“正在受審查的共產(chǎn)黨員”。一板一眼，擲地有聲，那濃厚的陜北調(diào)。有人勸他識時務些方能免皮肉苦，他圓睜雙眼說：“我是共產(chǎn)黨員。要有堅持原則的骨氣，不能作軟骨頭。”于是，拳腳齊顧，雪中圍凍，赤腳雪埋，而他不屑一顧，巋然不動，戰(zhàn)爭的殘酷他經(jīng)歷過，這算什么。法西斯的獸行使他病情有加，幾次死里逃生。然而一個“黑作家”、“反革命”卻無處就醫(yī)，醫(yī)門難進，親友難幫，否則株連之類無休止，沒完沒了。曾幾何時，他危在旦夕，在幼小的兒女們的簇擁下，蜷蛐在自行車后座上，奔走在車水馬龍的西安大街上。這些涉及自身的安危、得失、榮辱，他從未覺得惋惜，而他唯一覺得惋惜的是失去的時間，寶貴的十年光陰，《創(chuàng)業(yè)史》不能如期完成，因為那是黨的事業(yè)。即使署上“柳青”的名，這柳青也屬于黨。因為從14歲開始，他已不再屬于自己了。 有語曰：“無私才能無畏”，此話頗有哲理。超越了自我，忘卻了自我的柳青，那剩下的全然是情系于民族的危亡上。在那非常時期，他用那黑炭般的雙眼，注視著違背了真實的迷亂的生活風云，思維的高度清醒，其已見愈加精辟，針砭愈加切中。他畢竟是有聲望的作家，“文革”后期，柳青要被結(jié)合進革委會，然而他說，“革命的怎能與反革命的在一起”，這招牌，他拒不愿作�！都t旗》雜志約他寫稿，他自有理論：文字不能寫，改頭換面會被利用。字到此處卻金貴，就是不肯賣。最令人敬佩的是，對幾個歷史賊子，他竟能一槍戳下馬，準、狠、淋漓盡致。“看赫魯曉夫是怎么發(fā)跡上臺的，再想想林彪、康生這些人，是怎樣上臺的。”“林彪、康生、江青這伙人，使多少老干部被關押，受審查，遭毒打，受折磨，傷亡有多少？歷史不會忘記這些為建設社會主義江山而獻出生命和鮮血的烈士們的，歷史終究要清算林彪、康生、江青這伙人的罪惡的！”“我始終相信，那些人的日子長不了！” ⑧ 一語言中，“遙傳京中除四害，未悉曲折淚滿腮。兒女拍手競相告，病夫下床走起來。”柳青的勝利和“那些人”的短命，證實了他的判斷，而這種判斷靠的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強信念，自立人世的一種目力。他清醒地表白說：“他們最終只能毀滅我的身體，卻毀滅不了我的思想、我的精神、我的信念！我對我所從事的事業(yè)，從來沒有懷疑過、動搖過，沒有這樣一個信念，我的精神支柱就垮了，有了這樣一個信念，我就敢于犧牲自己的一切。” ⑨ 一語破的。所謂他的骨傲、氣高、尊嚴，全都是數(shù)余年積淀而成的信仰所給。他本就崇尚魯迅，認為魯迅骨頭最硬，表現(xiàn)了中華民族的氣節(jié)，仰慕聞一多，認為他具有魯迅精神，為不可多得的民主戰(zhàn)士，敬重古代先哲，那匡扶正義而獻身的精神。所以，這些信念使他晚年捍衛(wèi)了文學的真實性黨性原則，其人格尊嚴可敬；信仰使他晚年政治氣節(jié)不衰，骨傲不媚，其人格尊嚴更燦。 一代人格足跡演示，在晚年血與火、生與死的考驗中，“堆中三載顯氣節(jié)，棚里滿年試真金”，給中國骨氣型文人志士的行列中，又添了一位光輝典范。
注 釋：
�、倜扇f夫等：《柳青傳略》，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頁。
�、冖哿啵骸段业纳詈退枷牖仡櫋罚纯�。
�、� 柳青：《毛澤東思想教導著我》，《人民日報》1951年9月10日第3版。
�、� 林默涵：《憶柳青同志》，《大寫的人》，中國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第7頁。
�、廾扇f夫：《略談柳青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道路》，《文學家》，1982年第4期。
�、咄蹙S玲：《柳青和創(chuàng)業(yè)史》，《延河》，1980年第8期。
�、嗤蹙S玲：《懷念你呀，柳青》，《大寫的人》，中國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頁。
⑨蒙萬夫等：《柳青傳略》，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頁。
文學與新聞傳播系：馮肖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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